楊松縱論武漢戰略地位“三級跳”
; 4年前是“參與者”，3年前是“重要承擔者”，現在是“主要承擔者”
從“武漢在哪里”到“兩型社會”綜改試驗區，再到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這對武漢到底意味著什么？
; 昨日，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楊松在“武漢發展戰略與規劃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長篇演講，向在座的300余名局級以上干部深度解析武漢在國家戰略中的角色變遷：4年前是“參與者”，3年前是“重要承擔者”，現在則是“主要承擔者”！
; 楊松說，武漢接連不斷地被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這是世情、國情、市情發展的必然，全市上下，特別是各級領導干要抓住這一重大歷史機遇，切實承擔起國家賦予武漢的責任，重振武漢雄風！
; 武漢的四大責任
; ★區域龍頭 把履行中部龍頭城市的責任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 ★全國示范 運用好先行先試權，為全國提供經驗和典范
; ★全球競爭 用10年左右時間，做大做強一批高新技術企業
; ★輻射帶動 帶動城市圈內8城市和省內“兩圈一帶”，進而帶動中部地區特別是長江中游城市群經濟發展
;
清末和上世紀70年代末
; 國家戰略曾讓武漢兩度傲視群雄
; 楊松簡要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武漢“突圍”的歷程。從“兩通突破”、“開放先導”，到“科教興市”、“工業強市”，武漢經歷了改革的陣痛和危機的洗禮，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
; “一個城市和地區的興衰歷史，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發展戰略演變的記錄。”他援引下面兩段歷史論證自己的觀點。
; 清末民初，得益于張之洞督鄂期間大力實施洋務運動，武漢奠定了門類齊全的近代工業基礎，漢陽鋼鐵廠成為當時世界第二、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造”成為馳名全國的品牌。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30年代，武漢對外貿易額連續42年位居全國第二，18年位居第三。
; 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和以武漢為中心建立華中工業區的計劃，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僅在“一五”期間就有8項國家重點工程落戶武漢，為武漢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武漢的工業總產值、工業凈產值以及實現的利稅額均列全國第四位，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
;
; 改革開放以后
; 出現長達近30年的“陣痛”
; 眾所周知，近代武漢“掉隊”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后。楊松認為，武漢這一近30年的“陣痛”，原因比較復雜，但與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不在武漢也有關系。
;改革開放后，國家提出讓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東部沿海地區由此進入了20多年的高速發展期。此間，武漢曾經先后被確定為計劃單列城市、沿江對外開放城市，但總體上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還不夠突出，武漢與東部沿海先進城市的差距逐步拉大。
; 世紀交替之際，國家先后作出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部署，武漢所處的中部地區感到陷入“塌陷”境地。“武漢在哪里”一時成為全市乃至全國上下熱議的話題。
“回顧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武漢獲得長足的發展得益于國家發展戰略的傾斜，武漢發展不足是因為武漢處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還不夠突出。”楊松說。
;
2006年―2009年
地位“三級跳”，成為國家戰略主要承擔者
武漢人重新看到崛起的曙光，是最近幾年的事。
2006年4月，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2007年12月，國家發改委批復武漢城市圈為“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09年12月，國務院批準同意東湖高新區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
楊松說，短短三年半，武漢接二連三地被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歷史罕見，充分體現了武漢在國家發展大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向與會者詳解中央三個文件背后的深刻內涵：
“中部崛起戰略主要以中部六省為單位承擔國家發展戰略，武漢還只是其中的參與者之一，其地位和作用還不怎么突出。”
“武漢城市圈被批準為‘兩型社會’建設綜改試驗區后，武漢作為圈內龍頭城市，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要承擔者角色已然清晰。”
; “東湖高新區被批復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武漢和北京就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要承擔者。”
;楊松說，國家“三大戰略”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空間上具有聚焦性。武漢承擔國家發展戰略經歷了一個由參與者、重要承擔者到主要承擔者的過程，地位一次比一次躍升，作用一次比一次顯要。“我們要深刻認識這些發展戰略的內涵、重要特點、現實必然性和重大機遇。”
◇建言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袁喜祿――
自主創新 武漢面臨五大挑戰
“‘十二五’期間，武漢經濟社會發展有機遇也面臨挑戰。”昨日，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袁喜祿在研討班上提醒，武漢在未來的發展中，要應對好自主創新區域示范如何上升到整個城市等方面的挑戰。
; 袁喜祿分析，機遇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國家城市化戰略布局的調整，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綜改試驗和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使得武漢成為支撐全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增長極和區域經濟中心，未來這個經濟中心的地位還會得到強化。
隨著全球信息化、網絡化的不斷發展，世界經濟分工打破地域壁壘，我國未來的開放格局也將是全方位的，武漢作為國際化城市中的一員，將在國際市場上有更大的空間。
伴隨著機遇同時到來的是挑戰。袁喜祿提醒，國內更多城市區域競爭格局更加激烈，很多城市提出一些很好的發展思路和設想，比如上海和江浙爭制造業中心，重慶打造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這些新的創新模式都給武漢的發展帶來挑戰。
在城市自主創新方面，雖然國內第二家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落戶武漢，但是這個示范區還僅僅是在一個區域地位，如何上升到整個城市，是武漢面臨的挑戰。戰略定位和戰略支撐也給武漢未來的發展帶來挑戰。
袁喜祿還表示，武漢科教優勢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如何把科教優勢與自主創新融為一體？如何把持續的發展戰略和城市空間發展布局融為一體？這些都是“十二五”時期武漢需要應對的挑戰。
從“武漢在哪里”到“兩型社會”綜改試驗區，再到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這對武漢到底意味著什么？
; 昨日，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楊松在“武漢發展戰略與規劃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長篇演講，向在座的300余名局級以上干部深度解析武漢在國家戰略中的角色變遷：4年前是“參與者”，3年前是“重要承擔者”，現在則是“主要承擔者”！
; 楊松說，武漢接連不斷地被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這是世情、國情、市情發展的必然，全市上下，特別是各級領導干要抓住這一重大歷史機遇，切實承擔起國家賦予武漢的責任，重振武漢雄風！
; 武漢的四大責任
; ★區域龍頭 把履行中部龍頭城市的責任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 ★全國示范 運用好先行先試權，為全國提供經驗和典范
; ★全球競爭 用10年左右時間，做大做強一批高新技術企業
; ★輻射帶動 帶動城市圈內8城市和省內“兩圈一帶”，進而帶動中部地區特別是長江中游城市群經濟發展
;
清末和上世紀70年代末
; 國家戰略曾讓武漢兩度傲視群雄
; 楊松簡要回顧了改革開放以來武漢“突圍”的歷程。從“兩通突破”、“開放先導”，到“科教興市”、“工業強市”，武漢經歷了改革的陣痛和危機的洗禮，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
; “一個城市和地區的興衰歷史，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發展戰略演變的記錄。”他援引下面兩段歷史論證自己的觀點。
; 清末民初，得益于張之洞督鄂期間大力實施洋務運動，武漢奠定了門類齊全的近代工業基礎，漢陽鋼鐵廠成為當時世界第二、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漢陽造”成為馳名全國的品牌。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30年代，武漢對外貿易額連續42年位居全國第二，18年位居第三。
; 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和以武漢為中心建立華中工業區的計劃，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僅在“一五”期間就有8項國家重點工程落戶武漢，為武漢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武漢的工業總產值、工業凈產值以及實現的利稅額均列全國第四位，僅次于上海、北京和天津。
;
; 改革開放以后
; 出現長達近30年的“陣痛”
; 眾所周知，近代武漢“掉隊”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后。楊松認為，武漢這一近30年的“陣痛”，原因比較復雜，但與國家發展戰略的重點不在武漢也有關系。
;改革開放后，國家提出讓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東部沿海地區由此進入了20多年的高速發展期。此間，武漢曾經先后被確定為計劃單列城市、沿江對外開放城市，但總體上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還不夠突出，武漢與東部沿海先進城市的差距逐步拉大。
; 世紀交替之際，國家先后作出了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部署，武漢所處的中部地區感到陷入“塌陷”境地。“武漢在哪里”一時成為全市乃至全國上下熱議的話題。
“回顧歷史，我們清晰地看到，武漢獲得長足的發展得益于國家發展戰略的傾斜，武漢發展不足是因為武漢處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還不夠突出。”楊松說。
;
2006年―2009年
地位“三級跳”，成為國家戰略主要承擔者
武漢人重新看到崛起的曙光，是最近幾年的事。
2006年4月，國務院發布《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2007年12月，國家發改委批復武漢城市圈為“兩型社會”建設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09年12月，國務院批準同意東湖高新區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
楊松說，短短三年半，武漢接二連三地被提升到國家發展戰略層面，歷史罕見，充分體現了武漢在國家發展大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向與會者詳解中央三個文件背后的深刻內涵：
“中部崛起戰略主要以中部六省為單位承擔國家發展戰略，武漢還只是其中的參與者之一，其地位和作用還不怎么突出。”
“武漢城市圈被批準為‘兩型社會’建設綜改試驗區后，武漢作為圈內龍頭城市，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要承擔者角色已然清晰。”
; “東湖高新區被批復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武漢和北京就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主要承擔者。”
;楊松說，國家“三大戰略”在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空間上具有聚焦性。武漢承擔國家發展戰略經歷了一個由參與者、重要承擔者到主要承擔者的過程，地位一次比一次躍升，作用一次比一次顯要。“我們要深刻認識這些發展戰略的內涵、重要特點、現實必然性和重大機遇。”
◇建言
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袁喜祿――
自主創新 武漢面臨五大挑戰
“‘十二五’期間，武漢經濟社會發展有機遇也面臨挑戰。”昨日，國家發改委規劃司副司長袁喜祿在研討班上提醒，武漢在未來的發展中，要應對好自主創新區域示范如何上升到整個城市等方面的挑戰。
; 袁喜祿分析，機遇主要來自兩個方面，首先是國家城市化戰略布局的調整，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綜改試驗和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使得武漢成為支撐全國經濟增長的一個增長極和區域經濟中心，未來這個經濟中心的地位還會得到強化。
隨著全球信息化、網絡化的不斷發展，世界經濟分工打破地域壁壘，我國未來的開放格局也將是全方位的，武漢作為國際化城市中的一員，將在國際市場上有更大的空間。
伴隨著機遇同時到來的是挑戰。袁喜祿提醒，國內更多城市區域競爭格局更加激烈，很多城市提出一些很好的發展思路和設想，比如上海和江浙爭制造業中心，重慶打造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這些新的創新模式都給武漢的發展帶來挑戰。
在城市自主創新方面，雖然國內第二家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落戶武漢，但是這個示范區還僅僅是在一個區域地位，如何上升到整個城市，是武漢面臨的挑戰。戰略定位和戰略支撐也給武漢未來的發展帶來挑戰。
袁喜祿還表示，武漢科教優勢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如何把科教優勢與自主創新融為一體？如何把持續的發展戰略和城市空間發展布局融為一體？這些都是“十二五”時期武漢需要應對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