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候，大家不是拼體量、不是拼規模、也不是拼利潤，而是拼能不能解決問題、有和無的問題。這是武漢最佳的一個機會。”
打造國家科技創新中心，武漢當仁不讓。
2020年12月18日召開的武漢市委十三屆十次全體會議，提出要加快打造國家科技創新中心，一個月后，湖北省《2021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全力推進武漢創建全國科技創新中心，創建東湖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打造產業創新、人才聚集、科技成果轉化高地，建設光谷科技創新大走廊。
過去5年，武漢市的高新技術企業數量翻了近兩倍，僅2020年就新增1842家，達到6259家，高新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增加了6個百分點，提升至25.82%。依托多個科技創新平臺，前有“光芯屏端網”萬億級光電子產業鏈，后有千億級生命健康產業基地。
從全球首款128層三維閃存芯片、首款量產5G折疊屏翻蓋手機、首例手術人工血管，到全國首個400G硅光模塊、首臺超高場動物磁共振成像儀、首條折疊顯示屏6代柔性顯示面板生產線……武漢東湖高新區（又稱“中國光谷”），不斷在刷新紀錄，夯實武漢作為國家科技創新中心的地基，在中國科技創新的版圖里填補一個又一個空白，并不斷探索科技成果轉化的經驗，輻射更多地區。
武漢市科技局副局長徐濤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武漢是中國戰略發展中“天然立交橋”，要充分發揮自己的科教優勢，與中部幾省建立發展共同體，協同發展，推動科技成果轉化，闖出一條新路來。
賺最前沿的錢
孫雷蒙戲稱，自己是公司里最卑微的人，因為想做事情的人，常常有求于人。他感念自己在讀博期間與業界強互動的經歷，更知制造業的艱辛。
這名在武漢出生的“80后”，2011年從華中科技大學本科畢業，讀的光電信息工程專業，后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隨后又加入 LED 廠商 AURA LIGHTING，2017年歸國創業，在武漢成立了一家叫做華引芯的公司，主要從事高端LED芯片定制及Micro-LED芯片應用，如汽車光源、特種光源和顯示背光光源等。
中國是LED產品封裝規模最大的市場，不過此前高端芯片主要靠海外采購。2019年11月，華引芯發布了全球可量產的最小尺寸Mini LED產品，隨后實現批量交付，已有產品進入車廠、家電供應鏈。
華引芯的辦公室，設在光谷最有名的地標建筑——“馬蹄蓮”建筑的裙樓G2。這座武漢新能源研究院大樓建筑群，由一個馬蹄蓮形主塔樓、5個樹葉形裙樓和一個金色花蕾形展示中心組成，屬于武漢未來科技城——光谷八大園區之一。
華引芯成立15個月后，便連續3年入圍光谷瞪羚企業名單。在資本市場，它似乎也一直順風順水，2018年6月，迅速完成第一輪600萬天使融資，2019年7月完成1500萬元的pre-A輪融資，2020年4月疫情期間，又獲得海爾系戰略投資，2020年12月完成數千萬元A輪融資。
受益于中國的投融資環境，“我一開始就堅持做一份很漫長、很有難度的事情，”孫雷蒙語速飛快，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持續投入，去做最高級的產品，去做更好的賽道，去賺更前沿的錢、最頭部的錢。”
孫雷蒙顧忌走中國制造業的老路子，華引芯并不想追求規模、數量，更不愿陷入價格競爭，他選擇做高階產品。
“我們這批創業者，很多是30歲左右出來創業，事業路上還有30年，我們會做一件5年、10年的事情？不，我們會做一件30年的事情”。在他看來，靠人力或者財力很快堆積起來的“高新技術”，不一定能夠在很短時間內擋住別人，有時間周期作為門檻的，才真正叫高新技術，鏈條越長、周期越長的制造才叫做高端制造。
這可能是典型的“華科理工男”思維。
在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武漢光電工研院”）院長韓道看來，“在中國做科創、做科技產業，太缺這種鉆牛角尖的人了。大家都靈活，都不去鉆牛角尖，卡脖子的東西誰去抓呢？”
武漢光電工研院是2012年由武漢市政府和華中科技大學共建的科技供給、協同創新和產業服務平臺，目前共培育企業超過160家，華引芯也是其中之一。研究院旗下的育成基金，參與了華引芯的天使、Pre-A輪投資。
目前武漢共有工研院（產研院）19家，它們的官方稱謂是“新型研發機構”，別稱“四不像”——既不完全像大學，又不像科研院所；既不完全像企業，又不完全像事業單位。
韓道自己也是名“華科理工男”，是華中科技大學的生物醫學工程博士，2012年加入武漢光電工研院之前，在學校任教。
在他看來，武漢很多企業、實驗室的創新平臺，做的都是非常核心且基礎性的創新。這些創新在當時不一定受重視，但過幾年卻會影響一個行業、產業的變革與發展。
以LED為例，中國最早一批做LED芯片的公司就是在武漢，華燦光電和迪源光電兩家公司從2005年就已經開始了。十年以后LED產業才開始為大家所熟知，廣東借助雄厚的資本實力發展快速規模化。
隨著世界局勢的發展，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遇到卡脖子問題。“這時候，大家不是拼體量，不是拼規模，也不是拼利潤，而是拼能不能解決問題、有和無的問題。”韓道認為，這是武漢最佳的一個機會。在做科創中心這件事情上，武漢具有極強的優勢，厚積薄發。
離開，還是留下？
孫雷蒙選擇回武漢創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里人才密集度高。
武漢地區有89所高校、121家科研院所，近年在校大學生數量都在100萬以上，在這座1100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占比近1/10，是科技創新的活力之源。武漢市政府2021年工作報告指出，2020年留漢來漢就業創業大學生突破30萬人。武漢對人才的吸引力可見一斑。
也有一些非一線城市的初創公司，在拿到投資之后，投資人會希望它遷往一線城市、以求更好的發展。
2015年前后，武漢極目智能的創始人程建偉，特意找同行、朋友請教了一圈。
“去北上廣深，如果你是那里最好、最明星的公司、手上又有錢，會是很好的選擇。一線城市的水土肥沃，但如果你不是那棵最大的樹，則很有可能被其他大樹遮蔽。”
程建偉看得很清楚，小公司在北上廣深能夠招徠到的人才質量，反而不如武漢。
極目智能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專注于智能駕駛技術研發與應用的人工智能企業。這位博士期間研究課題為光纖傳感的創業者，以一種跨界的方式獨自闖進了一個全新的領域。
極目智能在2015年拿到了光谷人才基金投出的天使輪，2017年從榮成禮成、兆瑞資本融到了A輪4000萬，2019年融到B輪1億元人民幣，投資方包括韓國現代汽車集團、辰韜資本、兆瑞資本等。
在光谷金控集團基金業務負責人金少平看來，光谷人才基金，應該是近些年中國最早專注人才投資的天使基金。光谷每年有近千人申報3551人才計劃，光谷人才基金會從中篩選出60-70人，對他們所在企業投資100萬-1000萬元不等，目前已累計投資346個項目。
極目智能的兩輪融資都不算難，經朋友介紹，很快談成。在程建偉看來，汽車這個行業相對慢，大家有更多的時間去判斷、對比，只要你做得比競爭對手好，資本并不太受限于地域。
一個客觀事實是，假如創業者在北京放出要融資的消息，也許一周內就能見20個投資機構，而在武漢一周能見3個都算多的了。雖說武漢交通發達，專門為一家企業跑一趟的投資機構并不多。創業者和投資人，見與不見、聊與不聊，結果并不盡相同。
在韓道看來，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相比商業模式的創新，科技創新本來就有專業門檻、不那么好懂，產業體量也不那么大，所以資本必然會要先觀望，但未來會有更多的資本關注技術產業化的投資機會。
在資本市場受到熱捧的“百度系”“清華系”智能駕駛初創企業們，一下場就瞄準了L4級別的自動駕駛，用的是決賽的打法。而極目智能則選擇了一個緊貼市場的線路，主要提供L1-L2+級別智能駕駛方案及衍生數據產品和服務，目前已量產，向近20家商用車企及T1供貨，三一、徐工、海格、金旅、福田、小馬智行、滴滴等都是其客戶。
有趣的是，目前極目智能135人的團隊中，有20%來自一線城市的“人才回流”。如果說過去中國曾經有一輪制造業從沿海往內陸遷移，程建偉感覺到，目前中國正處在新一輪科技產業轉移之中，很多內地城市開始打“人才回流”這張牌。不僅在極目智能，在它的整車合作伙伴們那里，亦是類似情況。
不少年輕人在一線大城市工作3-5年之后，面臨安家、買房的抉擇，尤其是在全國主要城市生活水平接近、最大區別在房價的時候，不少人會重新做出更適合自己的選擇。
金少平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光谷金控集團每年去北京上海校園招聘時，發現湖北籍的學子，特別愿意回到武漢。
不要“快錢、熱錢”
武漢高科董事長黃峰，對此亦深有感觸。
越來越多注冊地在一線城市的企業，考慮到人力成本問題，看中武漢的人才、科技資源優勢，也傾向于在武漢設立第二總部、研發分部，入駐光谷產業園區。
數年前，武漢高科多次試圖將一家醫療器械企業引入光谷，但對方一直不為所動。
2019年，這家公司創始人悄悄到光谷的醫療器械園轉了3天之后，終于下定決心落地武漢。黃峰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都已經選擇在光谷落地了，他們也看到，自己公司一些湖北籍的人才正陸續流向武漢落地的競爭對手，培養人才不易，他們要是再不來武漢，就麻煩了。
“他是真著急了，才到我們這兒來的。”黃峰認為，除了人才，武漢的產業聚集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以武漢高科醫療器械園為例，這一占地400畝的園區，注冊企業已有兩百余家，東湖高新區管委會引入的國藥集團、聯影醫療、邁瑞醫療、華大智造、中旗生物、中源協和等都在其中。
人口和產業幾乎同時在聚集，光谷大部分都是外來人口。2021年春節后，出租車司機杜兵在光谷八路附近載上一對幫孩子看房的中年夫婦，他們正糾結于每平方米兩萬多元的房價要不要買，那個位置，都快要出武漢、接近鄂州了。
熱心的杜兵立馬插嘴，“趕緊買，光谷三環地段的房價和武漢一環都差不多了，看這光谷的發展架勢，以后只會水漲船高了！”
有不少房地產商找到黃峰，想把其中尚未開發的工業地塊用作房地產，被他拒絕，“賣地賣房子，這是一錘子買賣，沒有增長性。這種快錢、熱錢不能要，我們要專心致志做產業，最好的籃子要裝最好的菜。”
武漢高科旗下的高農集團，正在張羅收儲土地，為武漢國家現代農業產業科創中心“一核兩翼三園多基地”中的“三園”籌謀。
2020年6月正式獲批成立的武漢國家現代農業產業科創中心，區別于此前4家國家級中心多由當地農業廳/局直屬機構管理，武漢中心主要由高農集團建設運營，實行企業管理、市場運作。
高農集團，緣起武漢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早在2001年，南湖農業園被國家科技部確認為國家農業科技園區，光谷管委會便組建了高農集團，作為獨立法人全權代表管委會進行管理，一開始就將它推向市場化運作。
湖北武漢國家農業科技園區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胡啟洲，從一開始便參與了南湖農業園的組建，這個在牛奶廠地基上建起的農業園，依托園區周圍華中農業大學、湖北省農科院、武漢市農科院等高校院所資源，積極推動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和創業孵化。
武漢高農生物園副總經理李貝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武漢現代農創中心的生物育種、動物疫苗、生物飼料添加劑，每一個產業方向都謀得比較扎實，每個具體的細分行業領域里都有具備國內、國際影響力的企業，并儲備了一批科技成果和上市后備企業，等著從夾縫里面沖出來，相當于已經形成了一條產業鏈，馬上就看得到。
這里誕生了全球首張水稻全基因組育種芯片、世界第一支試管藕、中國第一個轉抗蟲基因水稻品種，也有亞洲最大的生物酶制劑生產服務商。
目前，兩大園區已聚集高科技農業企業近1000家。作為“中國種都”的高農生物園，則是全國種業龍頭和研發創新機構集聚度最高的園區，先正達、中化集團、中種集團、中農發集團等頭部企業都已入駐，還有國家糧食質量安全監測重點實驗室、作物育種技術創新與集成國家重點實驗室等6家國家級創新中心落地。
武漢國家現代農業產業科創中心，把現有的資源做成了一個完整的閉環產業鏈。農業企業，只要有一個主意、一個技術，創業孵化可以放在南湖農業園，企業大了之后需要融資、產業化或者加速，可以到高農生物園；再往后，產品或者示范種植需要放大，可以到示范展示園區。
這樣的企業化運作方式，這種區別于規模種植，在實驗室里出成果、在城市里做農業，并且能實實在在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方式，也吸引了全國各地兄弟園區輪番前來學習考察，為此高農集團特意購買了一輛考斯特小巴車，方便接待。
黃峰認為，武漢的產業集群已經初具規模，是多年科技資源積累的結果。“不是因為現在大家重視種子、糧食安全，我們才做了這么一個‘中國種都’，而是從17年前開始，東湖高新區管委會就一直在做這件事，我們并不知道今天它會被提到這樣一個高度，你提不提都一樣要做。”
“要做科技服務的海底撈”
有了科研積累和人才、產業聚焦，如何更好地實現科技成果轉化，仍是科創要面對的難題，這也是個世界性難題。武漢在2017年成立了全國第一個科技成果轉化局，虛擬機構、實體運營，武漢市主要領導掛銜，集合多方力量促成科技成果轉化。
不到40歲的羅林波，在2020年末突發腦梗。
他戴著黑色毛線帽，捧著保溫杯，自嘲過去兩年里不是在出差，就是在出差的路上，忙著張羅各地高校的知識產權交易，果然把身體累垮了。
這位霸蠻的湖南人，是2012年從韓國漢陽大學芯片設計專業畢業的博士，曾先后履職中國地質大學科技處、武漢地質資源環境工業技術研究院，深感高校院所知識產權、科技成果轉化不易，最后在2017年選擇了中部知光技術轉移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部知光）——這是一家由武漢地質資源環境工業技術研究院和光谷金控集團共同出資創辦的企業。
如果說在科技處的時候，受限于行政編制，科研處沒人手、沒動力，也沒能力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到了地資環工研院之后，羅林波曾經絞盡腦汁勸教授們把科研成果拿出來，斗智斗勇，又是送書，又是組織外出培訓，但效果不佳，畢竟專利真正能賣出去的少、科研成果轉化的也少，大家更樂意做實驗、寫論文、評職稱這類相對確定的事情，沒有動力做成果轉化。
這幾年，中部知光先后拿到了3塊招牌：國家知識產權運營公共服務平臺高校運營（武漢）試點平臺、國家技術轉移中部中心技術轉移綜合服務市場、國家（武漢）海外人才離岸創新創業基地，開始全國業務拓展，試圖以武漢為起點，在更大范圍內盤活科技成果轉化的棋。
在中部知光，羅林波試圖把教授和企業家拉到一起，讓平臺做中介、做咨詢，收取傭金，但發現根本沒法盈利。
同為生產要素，如果說土地、資本、人力都有了相應的要素配置體系，科技要素配置體系長期缺位。羅林波索性玩起了“知識產權＋”，為高校、地方政府量身定做各種知識產權的培訓、產學研對接、科技成果轉化活動，沒想到居然養活了公司110多號人。
“科技成果轉化，其實就是要素市場化配置的一個過程。”韓道向南方周末記者感慨，如果科技服務體系，哪怕能達到土地資源要素配置能力的一半，成果轉化就不得了。
土地的市場化配置，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行業，甚至每一級政府都有土地規劃局、有招拍掛系統、有一批企業和服務機構圍繞著土地要素的市場化配置開展工作。而技術要素的體系還有待建立。
2012年，武漢光電工研院獲批成立時，科研成果轉化受到各種限制，比如項目如超過500萬需向教育部申報，超過800萬則需教育部與財政部批準，高校科研成果的“三權下放”（處置權、審批權和收益權），在具體實施中問題重重。
韓道團隊花了一年多時間，做出一張“科技成果轉化政策優化圖”，標注了科研成果轉化的解決方案、簡化形式、法規依據，經由光谷與科技部上報，獲得決策層回應，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修訂。
2020年10月，科技部在多省市開啟了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的試點。韓道覺得這是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最關鍵的點——市場化配置。這需要營造一個市場真正能夠說了算的環境，形成一個服務配套的行業。
韓道相信，只要是好的技術，資本的眼睛肯定是雪亮的，做科技成果轉化，最重要的是把服務做好，潛心把技術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做好。武漢光電工研院已經開始往外走、在重慶設立了分支機構，他說，“我們要做科技服務的海底撈。”
摘自：南方周末; 記者：黃金萍